1995年，邵阳日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搞了一次征文活动，并向时任市档案局局长的赵龙安同志（已去世）约稿，因涉及史料，赵局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为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我一头扎进市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史料堆里达半月之久，摘抄了厚厚的一本笔记本。再经过3天的日夜奋战，写成了一篇史料文章，题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记日军在邵阳犯下的滔天罪行》。文章经赵局长审核后送到邵阳日报社，第二天就见报了，发在邵阳日报总第3495期星期天头版头条，占了大半个版面，编者还加了编后语。这是我生平的处女作，以这种浓墨重彩的形式出现，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两天后我还收到了时任日报副刊部主编卢学义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特表感激之情。但他来信对我的称呼让我哑然失笑，信封上写“周后平老先生敬启”，抬头称“周老先生”。而我时年仅27岁，尚是懵懂青年。但报社编辑部平和谦恭的待人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让我由衷钦佩。

　　我生长在和平年代里，对抗日战争的了解就是局限于历史教科书和一些影片中，抗日硝烟风吹云散之后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留下刻骨铭心的的痛，一直以为抗日战争离自己很远，离邵阳很远。但当这次我带着使命推开历史那扇厚重的门，沉入到故纸黄卷之中，打捞起那些历史的碎片，将他们一一拼凑还原，发现历史的记忆是那么翔实和深刻，日军施虐邵阳的暴行历历在目，血淋淋的史料触目惊心；邵阳人民同仇敌忾，痛击日寇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这些史料深深地打动了我，成了我永不忘却的记忆。那次查阅史料，让我隔着硝烟零距离直面邵阳的抗日战争，特别是邵阳日报刊登了我的那篇抗日文章，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鼓励，留下了我平生的抗日的情结。

　　自此之后我带着这种抗日的情结，对查找抗日题材的史料乐此不疲。工作之余，一有闲暇，我就去档案馆查找资料，认真抄录，有时还去相关现场做古今比照，核准详情。我任市档案馆馆长时，只要有人来查抗日方面的档案，我都要亲自接待，与他们家常拉，套近乎，一旦聊出好线索就刨根问底。邵阳日报刊登的每一篇反映抗日的文章我都仔细阅读过，重要史料把它剪辑下来收藏。如此十多年下来的积攒竟然形成了不少的资料。面对这些厚厚的史料，我不禁感叹：人在作，天在看，史在记，一切历史事实终都不会被湮没！我的心愿是等我有时间或退休了，我要好好整理这些资料，写成文章，或发表，或成书，利用自己在档案部门近水楼台的资料优势，将这些史料公布出来，还原一部邵阳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

　　事也凑巧，前几年我生了一场重病，不得不病休了两三年。在家休养期间，得闲去翻阅整理那些抗日资料，并撰写了两篇抗日题材的文章。2013年病愈上班后我带着自己写的两篇文章到邵阳日报社找到现任副刊主编马笑泉先生，马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后高兴地对我说：邵阳日报辟有史料专栏，现在写这方面文章的人不多了，你是档案部门的人，有优势，要多写，我会优先发的。随后我陆续在邵阳日报上发表了《抗战胜利后邵阳审判汉奸始末》《全省国军抗日阵亡将士邵阳最多》、《抗战时期邵阳的抚恤工作》、《邵阳抗战歌谣》等抗日史料文章。特别是《全省国军抗日阵亡将士邵阳最多》一文，我用充分的史料和数据证明：8年抗战，参战人数和阵亡人数邵阳居全省之最，在全省抗日牺牲最大，为界定我市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有力依据。我在文中公布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邵阳县籍》的档案信息，备受社会关注，有很多抗日阵亡将士的后人到市特色档案馆来“寻亲认祖”，一些抗日阵亡将士而因此找到了自己的家，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

　　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对待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中国慰安妇等问题上颠倒是非，歪曲史实，蓄意制造事端，这让我久蓄的抗日情结不断升温，变为愤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尽快将这些史料公布于众，让世人透过现在包装得道貌岸然的日本，看到过去日本屠我同胞时脸上呈现的狰狞，看清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狼子野心。邵阳日报重视刊发和我撰写抗日史料文章，初衷都是为了警醒世人：牢记历史，忽忘国耻；奋发图进，强我国力，扬我国威！

 

                （供稿：周后平/审稿：李春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