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随着英帝国主义的炮舰输运到中国来的。宝庆系邵阳古时府治。原不产罂粟，但从业者多。旧鸦片属特殊货物，故称“特货”；从事这种经营活动的，称为“特种商业”，简称“特商”；被征纳的烟税，则称为“特税”。大革命前后，湖南特商于长沙、宝庆、洪江三处设有“特商公会”。但特商组织不辖于当地商会。据前清宣统三年湖南省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说：“土膏庄店，料子作坊，因系禁物，从戊申(1908)年起、商会概不注册”。由此可见，这种商业，在旧时社会上亦被认为非法性质，经营这种业务是一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为一般稍具良知而有正义感的商人所不为。旧政权也时有禁令，不准种植、运销、和吸食。然而从清末、民初至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虽然禁烟条例多如牛毛，实则明禁暗纵，借督禁鸦片之名，行保护特商之实。更有所谓“寓禁于征”之说，以特税充裕军响而扩大内战。于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使鸦片运销合法化，更使业之者有厚利可图，而特商逐畸形发展。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前夕，宝庆特商在旧军阀的羽翼之下，在市场上形成了一股经济力量，虽然在客观上对当时市场经济的活跃有过一定的影响，但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说，却为宝庆的商业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宝庆之所以成为特商的重要的基地之一，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在湘黔公路末通之时，云贵烟土集中到洪江后，如由沅水外运，须经湘西地方割据势力(如陈渠珍部)的辖区，有被抢劫征税的危险，而翻越雪峰，武装护运以达宝庆则较安全。于是宝庆遂成为大宗烟土的转运站．(二)、宝庆的手工业发达，在旧时无公路交通的情况下，往云贵贩卖铁器、笔墨、毛巾、土布等手工业品的肩挑商贩，络绎于途，经常带回烟土，有利可图。于是经营鸦片者，人数由寡而众，资本由小而大，宝庆遂发展成为特商的集中地。

　　湖南特商以洪江、宝庆、长沙为其据点，而三地特商又都互相联系，成为行帮。现将宝庆特商的概况略述如下：

一、运输情况

　　鸦片从云贵产地集中到洪江后，再运宝庆。经过雪峰|山脉，必须武装护运，以保安全，商人乃雇洪宝两地驻军派兵护送，称为“解帮”。由洪江驻军解至洞口、再由宝庆驻接到宝庆。每石鸦片为一千二百两(十六两制)，洪江至宝庆的帮，称为“烟帮”。返回时解运银洋，每石一千五百元至一千六百元、(接近75市斤)称为“银帮”。每年解帮四、五次，每次多至数千石，少至几百石，由货主缴纳解帮费每石约三十元。

　　集中到宝庆的鸦片，一般经衡阳、耒阳转运汝城，也有的经长沙转运滨湖各地，而以汝城为大宗，宝庆市销数量不大。汝城是粤、赣、湘三省的交界之地，那里有鸦片专业的“大汶墟场”，吞吐量大，三省特商在此汇集，他们再分运到其他各地，或走私到香港。马日事变后，为特商的全盛时期，据熟悉此中情况的老年人估计、当时由宝庆转运的鸦片每年约近万担，其为祸之烈，可以想见。

　　流入宝庆的鸦片，除大宗解帮外，还有所谓“溜帮”。成群结队的肩挑商贩，在云贵各地销售于工业品后，就地带回鸦片，数量少的随身藏匿，多的则收购牛皮，兽皮作为掩护，伪装巧饰，以避免匪劫和征税、有的也暗通军队，给以贿赂，但风险性大，可谓孤注一掷，如果顺利，而其利亦倍蓰矣。因此，从云贵溜帮至宝庆的鸦片，为数亦复不少。

二、宝庆特商数经营方式

　　宝庆从事鸦片经营的商人，其经营方式、大致可分：

　　 (一)、运销商。这类商人，资金雄厚，合股者多。为特商中的主干，他们在宝庆设有总店，外设分庄。勾结官府，操纵金融市场。因此神通广大，气派喧赫。宝庆早期的运销商，以湘乡帮最为著名。如赵晴村的宝信昌，张文斋的元吉庄，朱柏庵的楚盛昌、泽振湘的谦益丰。当时号称四大三头。各有鸦片数千担，各地设有分庄。赵晴村，张文斋兄弟在长沙更为有名。1930年左右，赵在长沙开德和昌，与庆成钱庄(后改为裕丰永)既是维来户、又是股东；张文斋兄弟与贵阳戴蕴珊伙开裕兴昌，拆伙以后，张就原招牌添“文记”二字，邀请长沙有名的裕顺长钱庄、(后台是何键、刘建绪)投了资。该钱庄由伍舜卿负责，；其子伍藏青在官场非常活跃，充任该庄外交．因此：他们经营的鸦片通行无阻。就是云贵特商和湘、洪、宝帮的汇兑，也都由他总揽。李振湘的谦益丰、邵阳庄设在谢祥太绸缎局内，在洪江也责有盛名。该庄并出有市票流通，邻近设分庄的县、随时可兑现。官僚豪绅，过从甚密，是典型的投机商。朱柏庵的楚盛昌，甚规模也相类似。

　　在后期的运销商，以同盛昌最大，系邵帮尹善夫、蒋安兄弟叔侄所开。有鸦片四、五百担。再次是福兴庄，系左季敏、朱维新、阳芝庭、傅东升、朱超等合伙经营，资金有数十万银元，他们在宝庆设总庄，安顺、洪江、汝城设分庄，在外地都称宝帮。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县正街一带的匹头、百货店内也多设有鸦片庄。如肖吉太绸缎店内的大陆庄(曾振志、刘胪庄伙开)、庆湘荣百货店内的鸿福庄(祁阳人所开)。同庆药店内的宝信昌货栈(邓杰堂开)，还有刘孚求所开的德盛昌。其他如陶千卿、张缄三、申金城等人也是较大的运销商。其余拥有十担至二十担烟土的特商为数较多。至于只有三、五几担的包袱客如朱千廷、黄仲宣等更为数不少。这些大的运销商，他们与贵阳的怡兴昌、安顺的恒兴益、恒丰俗、长沙的钟次松、洪江的遂怀吕等著名特商，互有购销汇兑关系，在市场经济上也互相影响，并桁议以“麻”字作为鸦片的电讯代号、垄断市场。

　　(二)、滚子商。他们以湘黔物资交流为渠道，便道带回鸦片以及生漆、皮毛，进行循环运输。据这些人中述及：云贵烟土质优量多，系根据地段土质，区分为上、中、下三游货色，贵州毕节以上的云土称上游货，安顺一带称中游货，遵义以下际下游货。交易时，分地定游，按质论价。他们一般都善于辩游看色，精通甚中奥妙，这样地积年累月，往返循环，烟土越滚越多，资金越滚越大。如阳发育．唐友如、刘德卿之流、即属于这一类型。

　　(三)、批发商。他们不向产地采购，也不向外运出，而是从运销商和滚子商中比较多地卖进烟土，将货掺杂加工，以次充好，经手牟利。如南门口的朱求林(求转巴)等。

　　(四)、代销商。又称“牙子客”。他们资金不多，大都设庄开栈，挂有招牌，招揽生意，代客买卖，抽取佣金，即所谓“照盘子”、 “拿回扣”，如邓志堂、谭柯久、朱纪云等即其著者。

　　(五)、零剪商。他们资金较少，从批发商或滚子商中买回整饼烟土，售给烟馆或吸食户。出售时以剪刀从整饼烟土上剪下小块、按两、钱单位计价，故称零剪商，如陶太昌、刘鹏程等人即是。

　　(六)、熟膏商。即烟馆老板，他们把烟土煮成熟膏，设馆开灯，供人吸食。

　　当鸦片大量流入的年代里，市场烟馆林立，烟毒泛滥，吸者日多，当时南门口、北门口、犀牛塘，四柏巷一带，更为集中。有的烟馆甚至与娼楼妓院同流合污。烟馆内设灯具、外挂红灯，日以继夜，供人吞云吐雾。在县府对面的皇城照壁后面，曾有杨三秀开设的高级烟馆，以房室宽敞、设备舒适而闻名。沦迷于中者多为官僚政客，士绅地主之流。另如贵族阔少，中医豪商等上层瘾客则在家中自设烟床。至于下层差役。无业游民，则以低级烟馆为家，成为烟鬼，，其中还有沧为鸡鸣狗盗之徒者，一旦囊中空乏，吸烟无钱，则乘机作案，烟馆遂成为销赃毁证，藏垢纳污之所，变成社会毒瘤。有的则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前人有联云： “洞箫吹破千金产．灯火烧完万倾田”。确是写真之作。旧时宝庆著名的前清总督魏午庄的儿子老七．老八不务正业，沧为烟鬼，形容憔悴，宛若骷髅，在他们家里真是“坐上皆瘾客，往来无壮丁”。鸦片之祸国殃民，如斯为甚，曷胜叹哉!

三、“寓禁于征"的特税

　　旧政权统治中国时，一面倡言禁烟，一面却奇征勒索，把鸦片征税，列为特税收入，作为筹饷扩军之需，以维持其腐朽政权。军阀混战期间，彼此之间为争夺烟税，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兵戎相见。一九二三年湖南军阀谭延闿与赵恒惕之战，就是以军阀蔡巨猷争夺烟税为导火线所引起的战祸。一九二四年湘西刘叙彝部扩大地盘，占辰溪、洪江，新化、淑浦一带，独霸贵州省鸦片出口过境税，曾引起贺耀祖、宋鹤庚等军阀不满，发生驱刘战争。实际是争夺鸦片过境税的战争(见《彭德怀自述》第33页)。一九二七年，洪宝途中曾有因护运军队在武冈地区哗变，劫走鸦片数十石。也是为争夺烟税昕引起的暴乱。这些战乱的发生，受害者当然是人民。

　　一九二五年何键主湘时，为加强对烟土和特税的控制，设置一套管理机构。在湖南四路军总指挥部的总管下，设立监护处，特税处，总揽湖南全部鸦片贩销和特税收入。并在洪江、常德、津市、宝庆设分处、监护队。以及在长沙、淑浦、汝城、永绥、保清等设十多个办事处、查辑所。名义上是禁烟督察，实际上是明禁暗纵，以禁烟督察之名，行征税勒财之实。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失败，为了继续进行反扑。对外投靠英美举借外债，在国内则加紧勒索，以充裕军费，乃在江西南昌成立所谓“十省禁烟督察处”。实际上是一个征收特税的机构(摘自《洪江土烟业》)。

　　特税名目繁多，各地不一。正税有贵州税、洪江税、宝庆税。每担鸦片一千至一千二百两，在　洪江贴花、冒充军用品，并封有四路军总部盖有关防的长封条，在洪江每担征税百分之五十(约100一160元银元)，到宝庆补足百分之五十，前后约计每担税金为200一300元银元。从贵州到宝庆每担鸦片征正税有时多达五百三十元，约为烟价金额百分之四十五。据洪江《西南日报》揭露，在鸦片贩销鼎盛时，湖南一年的特税可达三千万银元，洪江、宝庆约占三分之一。这些税金在湖南军阀何键控制的“四路军总指挥部”所谓剿共军费的名义下，化为无有。

四、特商的组织

　　随着官方机构的建立和经营特商的人增多，宝庆便于一九二七年成立“特商同业会”于协坪里(现军分区内)。顺次担任公会主席的有曾振志、刘孚求、刘胪初。刘胪初任职期间，申金城、曾振志任常委，曾旭乔任秘书，聂采平任文书、赵德充任庶务。公会的任务是为特商向督察处接洽业务，联系开帮领照以及护运和日常应酬事宜。实际上特商公会：完全控制在监护处，特税局之下，彼此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操纵烟土市场。

　　宝庆特商都须加入特商公会为会员，入会金是一百银元，公会发给每人金质会章一枚(约值四、五十元)。当时有会员百余人：此外对每担鸦片收手续费三元，作为会费来源。因此经费充裕，排场阔气，曾建新式办公楼房一栋，当时甲于邵阳。每当华灯初上，特商公会内常是酒绿灯红，掷骸呼卢，或则征妓侑酒，扣板而歌。豪绅富贾们以他们剥削所得的不义之财，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据张少玉老人回忆，三十年代他在长沙裕兴昌鸦片庄当学徒时，有一年在成批的空鸦片箱内刨刮箱边粘附的零星鸦片，就私得一千多银元。由此可见当时特商们的豪华生活。

五、宝庆特商的盛衰及消亡

　　关于鸦片价格，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年期间，贵州的毕节、安顺、遵义一带所产的新烟，按上、中、下三游货色每石价为二百至三百元不等，运输宝庆加运费及税款等项型；价为一千二百元至一千四百元。运抵汝城则为一千五百元至一千八千元左右。云土较之更高，其利达一至二倍，出入大的一次红利数以万计。因此有的挺而走险，大发烟毒之财。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是鸦片旺盛时期。当时产价较低而销场很旺，长途运销，可获巨利。尹氏兄弟的同盛昌，左季敏，朱维新等的福兴庄，均在这个时期发家致富。但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各地市场衰落，物价惨跌，、鸦片并不例外。也使特商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特商刘胪初、申金城、赵灿庭先后倒闭。由于他们擅长投机．倒闭的手段也各有不同。有的顾公挫私，专倒贵阳殷商“怡兴昌”货款十余万元；有的利私损公，专倒银行贷款；有的对债权人玩弄花招．声东击西，继在两地同时宣布倒闭。如洪江的债权人江西帮刘同庆大油商，曾被倒掉三十万银元。

　　一九三五年鸦片市场复兴，湘乡帮的赵晴村又重整旗鼓，继续经营，在他摸清鸦片的供求规律，掌握时机之后，他的业务又扶摇直上，到一九三八年他获利更大，其资金驾凌于长、邵、湘帮的特商之上。宝庆的陶干卿、左季敏兄弟等也大发鸦片财，陶在解放前，由于营钻鸦片及金融行业、曾称之为“陶百万”。但是，也有倒霉的，如鼎盛一时的谦益丰，由于架子扯的太宽，兼之结纳官僚、欲壑难填，终被敲诈勒索而倾家荡产。楚盛昌也因经营失措，不到几年遭到垮台。其他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中小户，垮台的也不少。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日军侵犯北平、上海后，武汉告急，长沙紧张。这时云贵鸦片停止南运，特商敛迹，销路缩小，业务呈现肖条。不少大中特商相继停业。一九三八年官方颁布鸦片管理条例，限期在一九四○年七月二日年彻底禁绝，并督促特商公会设立土膏专店，各店所存鸦片均交土膏店定价收卖，不许转卖他人。似此集中控制，渠道堵滞，一般特商，只好自动转业。在此期间，宝庆的特商大都转业花纱，成为本市资金集中的主要行业。如福兴庄的左季敏兄弟转入“益丰纱号”；申金城转入“慎康”；傅东升转入“同顺”；陶干卿转入“大孚”；朱维新转入“大福”。解放前投机成风的花纱场，又全部被他们所操纵。

　　过去豪华一时的特商公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这所会馆，结束了它不光彩的命运．无偿地献给蔡公松坡祠，另由当时知识界创立“松坡图书馆”，抹去了宝庆特商的痕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虽经多次禁烟禁毒，并以民族英雄林则徐烧鸦片的六·三纪念为禁烟节日，但终因政治腐败在“寓禁于征”的情况下，未能根绝烟毒。

　　宝庆的鸦片市场，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从形成到发展以至恶性膨胀，其流毒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对社会风气的污染，对人民身心的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为振兴中华根绝烟毒，采取各项措施，经过几次群众运动，从根本上实现杜绝了禁种、禁贩、禁运、禁吸，使近百年来的鸦片毒祸，铲除干净，从而把旧社会吸食鸦片的烟鬼，变成了新社会爱劳动的人。

l 9 8 3年l 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