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年（1740年）8月18日清晨，一骑驿马飞驰至京，紧接着高声的“长安坪捷报”直传正大光明殿。几个月来乾隆皇帝焦急等待的就是这份捷报。贵州总督张广泗在捷报中奏道：臣张广泗奉旨征讨湖南宝庆（今邵阳市）城步苗匪首粟贤宇、杨清保叛军，历时七月有余，经将士十数次殊死鏖战，终于8月14日全歼叛军于长安坪，生俘粟、杨二匪首，斩匪众5000余……

　　长安坪，今名长安营，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南边陲，地处两省（湖南、广西）三市（邵阳、怀化、桂林）四县（城步、绥宁、通道、龙胜）交界之处。这里地形地貌非常奇特，它东临“八百里南山”猿猴难攀的峭壁悬崖，南近龙潭飞泻的深渊峡谷，西接横坡遮天蔽日的古木箐山，北连三浪坡山峦重叠的险峻奇峰，中间为盆地低谷，呈船形状，有“世外桃源”之称。这里四面八方都有关卡隘口，各有便道通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方圆数十里，形成一圈自然的屏障，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秦汉时期，侗、苗族先民骆越人与五强蛮人为避战乱南迁屯居于此，后经联姻繁衍，杂住着苗、侗、瑶、汉等多个民族。因偏居一隅，与世隔绝，渔耕樵伐而生，这里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着本民族旧俗，民风淳朴，但也因被历代统治者视为“蛮夷”而屡受歧视欺压，固天生有一种不畏强权、宁死不屈的“反骨”。官逼民反，民反官剿，自古这里就不断演绎着一幕幕悲壮的故事，仅明清两朝，就先后发生了蒙能、李天保、李再万、吴光亥、蒲寅山、粟贤宇、杨清保等人率领的苗、瑶、侗、汉等族农民起义。他们依据天险，采取“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初为星星之火，旋成燎原之势，屡败屡战，视死如归，重创官军，有力地鞭伐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欺压。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明景泰七年（1456年）4月李天保率领的起义，有义军40万众，战场遍及湘、桂、黔三省。李天保自称武烈王，并在长安坪的龙家溪设立了金龙殿。明廷最后调集了四省粮草，七万兵力，数路进攻，连续鏖战五年，直到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的粟贤宇、杨清保率领的起义军，清廷调了两湖、两广及贵州五省兵力共13000余人，分五路进攻最后才得以弹压。现长安营的一绝壁石崖上还留有当时镇压义军的清军总兵、后长安营的第一任游击刘策名的诗句“横枪纵马列山头，帅众英声一战体，宣布天威传万里，阵前还有老臣谋”，见证了当年硝烟弥漫、殊死搏杀的惨烈战场。

　　乾隆帝阅完张广泗的奏折，先喜而后忧。纵观长安坪过去的历史即是一部战争史，这里是个“火药桶”，历来是个是非之地、敏感之地。这次朝廷虽劳师弥晌暂时平息了战火，然“死灰”焉能不复燃？要想长治久安，心须走出“反而剿、剿而反”的历史恶性循环的泥潭，必须屯兵建制，将朝廷的一颗“铁钉”长期“钉”在长安坪，起长期震慑稳定之效。谋定之后，朝廷旋即于乾隆六年（1741年）颁发圣旨：对长安坪实行军事管治，移寨头（今柳寨）巡检司至长安坪，更名为横岭巡检司；并设立湖南长安营，取“长治久安”之意，隶属镇筸镇（今湘西凤凰）。游击营设游击一名，为最高军事长官，刘策名任第一任游击。下有左、右营守备各1名，千总3名，把总5名，常驻绿营兵1000名，其中马兵100名，战兵200名，守兵700名。后又增至1200名。次年又移宝庆理瑶同知署于此，与宝庆府为同一行政级别，遂有“宝庆二府”之称，其职责是协同游击营镇守“城绥九峒”（城步四峒、绥宁五峒），兼防六县（湖南的通道、靖州，广西的义宁、兴安、三江，贵州的黎平）的少数民族。完成机构部署和调兵遣将封官后，乃于乾隆八年（1743年）在长安营大兴土木，建城造池。《城步县志》载：筑城池一座，墙高丈余，围城二里八分（1400米），城墙上建炮台十二座。城区有街巷8条，东、南、西面城门分别名为怀德门、雄粤门、威定门。城内高有游击署、理瑶同知署、专城署、横岭司、巡检司、军局、药局等军事机构。城外修有点将台、校场坪、跑马场、演武厅等军事设施。城外方圆数十里设立十八堡，有武威堡、武安堡、三才堡、长宁堡等，十八堡之间修有6座烽火台，堡地与苗寨对扎，以“永资弹压”。至此长安营一时成为湘西南的一座军政重镇。乾隆帝如此不惜重金在长安营造城修池，屯兵建制，终是慑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强悍与不屈。殊不知少数民族决死一拼确是迫不得已的自保与自卫，没有官逼何来民反？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如行仁政而赢民生，又何必设城防民！

　　长安营从乾隆六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共历经清七代皇帝，存续170余年。因有重兵镇守，高压统治，这里终于息止了昔日的铿锵呐喊与血腥搏杀，回归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宁静。乾隆帝在长安营筑城设防，主观上是为了防止、镇压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但客观上却带来了长安营的一时稳定与繁华。长安营实行的是屯兵制，驻守的兵丁“战时为兵，闲时为民”。据《长安营十八堡具禀》载“设立一十八堡，安置堡兵480名，每卒给田八、九亩……以均且耕且守之计”。驻守长安营的文武官员和兵丁大多来自北京、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等地，在此居家兴业，生儿育女，世代繁衍，促成了东西南北民族、文化、经济的大融合。经长期营建，这时从东修筑了78里的营道通城步，从西修了70里的营道通绥宁，水路可从渠水、浔水逆水而上可达长安营，致使这里交通便利。加之地处两省交界之地，一时这两条古营道上车辚辚，马啸啸，南北商贾，皆云集于此。有《古道歌》为证：“山高马鞍游，沉江汇众流。好上皮冲界，观音耸阁楼。竹树环村茂，客来丹口留。问渡出徽州，烟雨惹人愁。应声岩脚路，云是大桥头。踏雪黄泥山，岩寨去悠悠。长坪山僻路，横岭啸猿猴。大寨去十里，长安无夏秋。”据道光版《城步县志》记载：极盛之时长安营的常居人口达6000余人，加上流动人口达万余人。城内有主街道8条，大小寺庙10座，“人群络绎，香客不绝”。一个闭塞荒凉的弹丸之地，一时成为湘西南的繁华重镇之一。至中后期，朝廷将犯错的京城官员和宫女流放到长安营，城步、绥宁等地的居民经常看到一条条乌篷船、一辆辆大马车出现在浔水和古营道上。“长安营里出美女”一时成为周边地区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也给长安营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由于这里长期是多民族、多地域南来北往的人杂住一起，彼此语言、文化、风俗的磨合与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长安营民俗现象”，吸引了国内外很多民俗和历史学家前来探究。

　　自鸦片战争之后，腐败的清王朝“家”道中落，江河日下，对长安营的管治也日趋松驰，难以为继。宣统二年，长安营被迫裁撤，刀枪均填埋于洞中，官兵能回藉的迁回原藉，不能回藉的落藉城步。长安营最后一任游击关常兴即落藉城步，现其谪系子孙仍居城步。长安营裁撤后因震慑不再，匪患又起。民国初年盘踞在这一带的匪首周宝臣趁军阀混战之际，占山为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18年他率500匪徒窜至长安营，杀人劫财之后，将清王朝苦心经营170年的长安营付之一炬。一把罪恶的火，将长安营的风光繁华、是非得失尽悉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为后人留下千古的遗憾！

　　2008年6月，笔者有幸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信步古营道，攀登香云寺，凭吊古城墙，抚残桓断壁，听晨钟暮鼓，看小桥流水，耳中犹听当年少数民族同胞不屈的呐喊和无奈的悲歌！

　　历史的悲剧不会再重演。现在的长安营已是全国最大的反季节、无公害西红柿基地，眼下正是西红柿叶绿果红的季节，极目四望，一碧千顷，“星光”闪耀，好一派丰收祥和的景象！

 

                                        （作者：周后平  欧阳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