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缙如

　　毛泽东曾在湖南第一师范第一部第八班读书，1918年毕业。这段时间内，有四位宝庆籍老师任过他的教席。他们是：张干、罗元鲲、袁吉六、刘策成。这四位老师都是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桃李満天下。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没什么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除袁吉六先生已于1932年去世外，其余三人均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多次与之通信。帮助解决三位老师及一位师母的困难。本文特就四位老师的生平及与毛主席的关系，加以简介。
                                                                张干
　　字次仑，新化县大同镇西冲黄土墈（今新邵坪上镇）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11月12日，1967年1月22日在长沙逝世。
　　张干先生家贫。他的读书，除族间支援点经费外，主要靠他的哥哥以半边破锅打豆腐卖，挣点钱送他入学。张干考入湖南中路优级师范，选修物理、化学两科，修业五年半，获师范举人称号。1908年3月毕业，留校任教。他先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北京国立美专、湖南省立一中、省立长沙女中、私立妙高峰中学、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师范部（即今第一师范）、省立五中、省立六中等校任教或担任校长职务，也当过教育总会评议员、教育厅督学。一生在湖南教育界奔波，成为我省著名的教育家。
    张干先生一生最令人钦佩的是：为人正派，不听阿谀奉承，也不接受别人请客送礼。任督学期间，秉公办事，办得好的学校，上报教育厅表扬；办得不好的学校，当面批评，不留情面，并一点一滴详加指正，对以办学为名而开学店的私立中学，上报教育厅处理。所以当时教育界流行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干来视察。”因为他到哪里视察都是悄悄而来，又悄悄而去的。张干当校长时，也是如此，他在邵阳省立六中当校长八年半，学校是当地唯一的省立中学，又是最高学府（只有这里是完全中学）。每年报考的学生特别多，希望走后门的也不少。每天给他的信件总是数十封，他叫文牍(秘书)把信件收起来不拆，到凭分录取发榜之后才让文牍拆信、回信，对任何人都不卖帐。
    张干先生与毛泽东是师生关系。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张干任校长。1914年6月，湖南省议会公布了一项决议，要征收师范生每人10元的学杂费，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由毛泽东写了《驱张宣言》，尖锐批评了张干的弊端。为此张干要开除毛泽东，后经杨昌济、王季范、袁吉六等教师的努力，以记过两次了结。从此张干离开了一师，毛泽东以附小立事为掩护，闯南走北，从事革命活动就失去了联系，一别就是三十多年。
    1945年，张干在邵阳省立六中当校长，因邵阳已沦陷，学校搬到了他的家乡黄土坳和白宁。正准备瓛开学事宜，张干在报上看到了蒋介石8月20日第二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的电报。他哪知这是蒋介一面疯狂发动内战，一面伪装和平的阴谋，非常兴奋地跑到我房里，要我去商量打电报给毛泽东的事。我是张干第一师范的学生，现在又是同事，关系自然不比一般。他平时最爱和我讲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故事，也带有自豪感。因此我不仅知道他俩的师生关系，也知道他们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对他打电报的事是有些心情不安的。但等我到他房里时，还有几个同事也来了。他马上说明了打电报之事，并大声宣读：
    延安　　毛润之学弟勋鉴：抗日获胜，建国弥艰，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
    张干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我听了“固执”一词，觉得不安，提出修改意见。张干不肯改。其他同事也知道他的脾气。电报就派专人送到兰田发出了。
    1949年7月，张干已是65岁高龄，因年老体弱，辞去了校长职务，回到家乡。10月，邵阳解放。张干家里这时已是地主，一大家子人，生活困难事小，政治上也不好过。他离家到了长沙，受聘于妙高峰中学任数学教员。这点微薄的薪金要养活六口人，自然是困难的。好在二女儿高中未毕业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牺牲在朝鲜战场)，少了一只口，也还远远入不敷出。   
    1950年10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举行家宴，邀请一师当年的老师徐特立、王季范、熊瑾玎及同班好友周士钊等赴宴。大家谈起了往事。毛主席问周士钊：“惇元，我们的老校长张干还健在吗?”周士钊趁此机会向毛主席说：“他现在在妙高峰中学教书，生活很困难……”毛主席听了说：“我过对张干是不满意的，他当我们校长的时候，还只有30岁，有能力，很活跃。我认为他一定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照顾。”毛主席还在教师和同学面前略带歉意地说：“当时规定每个学生要多交十元学杂费的事，不能归罪于他。至于要我们多读半年书（因从四师转到一师），这是好事嘛！我现在只恨自己书读少了呢！”
　　10月11日，毛主席就给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同志写了下面这封信。
首道同志：
　　张次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平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国文教员的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多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救济。以上张、罗、袁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袁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自此以后，张干一家经常得到照顾。1952年9月，张干、罗元鲲等四人应毛主席邀请赴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热情接待，两人常有书信往来。从北京回长沙之后，张干即受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议。有了一份比较丰厚的工资，张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晚年还经常被邀请到一些单位或学校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故事，教育后人。
    1963年，张干息重病，毛主席又寄来了信和“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张干手捧惠书，老泪纵横，感激涕零。
    1967年1月22日，张干病逝于长沙，毛主席又寄来了丧葬贵。丧事由他的学生副省长周士钊主持，葬于岳麓山。
                                                           罗元鲲
    字翰溟，新化洋溪冷水巷人。清光绪八年(1882)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湖南实业学堂读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因成绩优异，监督谭延闿留他在学堂服务，他婉言谢绝后回到新化，在新化中学任教七年，其他留堂供职的人，或出国深造，或跻身军政界，或从事学术研究，以后均成为名人。唯独他毕业从事教育工作，毫无后悔之意。1913年，在清末时被勒令解散的游学预备科，由创办人副监督兼教育长罗仪陆将其恢复，名目“复初”，并继续主持校务。元鲲先生应邀赴省城任教。历任复初、明德、妙高峰、岳云、衡湘、广益、育群、育才、广雅、明宪、长郡、稻田女师、长沙师范、省立一师、一中、五中、湖南高师、湖大、国学馆等校的历史教员。其中1918年张敬尧入湘时，他回新化任教育会会长兼县立小学及新化中学教员；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时，回县任新化中学教员，两次共两年。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首次轰炸小吴门后，回新化担任《罗氏通谱》总纂，约七年。其余时间都在长沙，几乎在长沙所有中学、师范都任过课。抗战胜利后到邬干于办的行素中学教课。新中国成立后定居长沙。
    如果说元鲲先生只有修《罗氏通谱》离开过粉笔生涯，也不尽符实际。1916年讨伐袁世凯这窃国大盗，新化曾继梧（凤岗）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邀他去帮忙。时正值暑假，他同意入幕试试。在曾继梧代理湖南省都督和湖南陆军第一军军长时，任过机要秘书，为期仅三个月，感到实在无聊。便于中秋节晚上将行李悄悄搬走。事后曾继梧问他：“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就走了？”他回答：“我不感兴趣，不如教书好。现在问你要事干的人很多，不如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我仍干我教书的事。”曾继梧只好置之一笑，让他离开军政界。元鲲先生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他从青年时代起立志当“教书匠”，不愿意作官。对待学生，既重言教，更重身教，处处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支感染学生。他常说：“不敬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他从没有作过误人子弟的事。在旧社会里，嫖娼、打牌、赌宝、吸烟，这在部分教师中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对此种不足以为人师表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在六十岁时，作了这么一副对联：“平生不赌不嫖不烟，无可恨矣；太上立言立功立德，诚难能哉！”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我和元鲲先生见过多次面，他经常穿着一件深兰色的粗布大褂，腰上束一根带子。冬天穿双粗布鞋，夏天一律着草鞋。并且从不坐轿子，连黄包车也不坐，他说不忍心坐在别人肩膀上，到哪里去总是步行。1928年潭宝公路通车后，他才坐汽车去长沙。从他一身打扮来看，谁也会以为他是一个道地的农民，而不认为他是一个著述等身的学者。
　　元鲲先生在教学之余，认真钻研史学，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著作有《史学研究》（开明书店版）、《中国近代百年史》（商务印书馆版）、《中国史表解》(亚新出版社版)、  《本国史谈》  (长沙《大公报》版)、《通鉴讲话》(国学馆版)、《抗战三周年》(唤民书局版)等，还有为学校写的教科书，如《高中本国史》、《初中本国史》(与吴镜清合编)、《中国近百年史》(为行素中学编)等。至于《八年抗战史稿》、《八年抗战日志》、《八年抗战的湖南》、《最近潮南三十年的兵事》、《洋溪兵祸纪略》等书，更属珍贵的史料。元鲲先生在搜集这些史料时，已逾花甲之年，还劳碌奔波，亲自实地去调查、察看、访问，不以当时国民党的报刊为唯一依据。在写《八年抗战的湖南》时，为了了解沦陷近一年的邵阳情况，亲自到邵阳，一天到晚在废墟上转来转去，记录每一条街道被毁情况。我和元鲲先生都是教书匠，又是劫后余生，在邵阳再一次遇到，既百感交集，也对这位史学家的治学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1952年9月，毛主席邀请他和张干先生及幼年时候的老师李漱清、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儿子、幼年时候的同学邹普勋四人去北京叙师生同学之情。住了两个来月，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大典。坐飞机游览长城，乘军舰去渤海。并几次接见他们，请到家里作客。毛主席高兴地对女儿说：“这是我的老师，你们要叫太老师。”以后又在瀛台合影留念。  (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五十年代在邵阳师范教书时，还从张干的媳妇那里借出，作为培养学生专业思想的珍贵教材)还为其新化旧居题“力食疑”的匾额一方。至今还悬挂在他的旧居门上。
    从北京回来后，lO月19日，元鲲先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日理万机，于22日即亲笔给罗先生复信，足见其师生之情谊。特录于下：
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飚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笔者按：即袁吉六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都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者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
此复
　　顺颂
旅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元鲲先生于1953年因病殁于长沙，终年71岁。

                                                                      袁 吉 六
                                                                           
    字仲谦，清同治七年（1868）5月出生于靖县葫芦寨。祖籍系新化孟公乡白莲村袁家凼（今属隆回县），其七代祖先袁文宗兄弟因擅长皮革手艺，出外谋生，于清初迁往靖县定居。民国元年，吉六先生携眷重回祖籍白莲村。由于旧居太窄，家中人口多，想新建又苦于地基和建筑材料困难，便选定新化苍溪乡戴家凼岳家，自建新居，取名“山斋”。
    吉六先生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拔贡。任过省署机要秘书，但为期不久。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他虽然也经过科举考试出身，但对科举取士颇有反感。他常常用清人王侃的论点“徒将古人陈腐之言，颠倒分合，半吐半吞，以作种种丑态。”来说明科学取士的弊端，教育学生起来反对科举制度，并赞成变法维新者“以废除科举为首要急务”的主张。1905年，是清政府已陷于总崩溃的前夕，以慈禧太后诏废除科举
制度，建立新学堂。吉六先生兴奋不已，到家乡新办的速成中学任教，向学生灌输新思想。以后又到省城长沙，从事中学、师范、大学的国文教学，数十年如一日。辛亥革命先烈陈天华、湖南著名教育家陈润霖(夙荒)等一批知名人士，都出自他的门下。陈润霖日本留学归来后，于1906年创办楚怡学校，1914年又办楚怡工业学校，为湖南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楚怡工业学校搬至陈校长的家乡新化白沙洲。1939年我有幸考入该校采矿冶金科(后因交不出买一套绘图仪器的费用，入学一周又去读第一师范)。第一次听陈校长的报告，就谈到他的老师袁吉六先生是如何教育他的，足见他们的师生情谊。
    吉六先生在第四师范教书时，毛泽东也考入该校，是袁的学生，后来四师的学生转入一师，吉六先生和毛泽东一同到了一师，始终是毛泽东的国文教员。  
    吉六先生古典文学基础很深，尤擅长文字学。他认为每个学生都必须有古典文学的基础，才能继承中国的文学遗产，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教学，既如此，他也主张学生要有写古文的基础，号召学生写古文。“五·四”运动前后，以梁启超、胡适之等人倡导写白话文之风兴起，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吉六先生对此不甚赞成，称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手笔”。为了激发学生学古文写古文的兴
趣，除课堂教学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把毛泽东叫到房里去，要他多读、多写、多思考、多问，毛泽东认为这种方法很好，从此注重学古文、写古文。他的古典文学基础如此深厚，是得力于吉六先生的。1936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
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见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12月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转战南北，与吉六先生失去了联系，而且再也未曾见面。晚年，他著书立说，曾撰有《文字源流》、《文学史》、《文字要略》、《书法必览》、《分类文化要略》等书。由于年事已高，操劳过度，于1932年5月7日在家乡戴家凼去世，终年64岁。身后仅留一担书箱，家贫如洗。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得悉吉六先生已去世，非常悲痛。1950年10月11日给王首道省长的信中就嘱咐他对袁先生的妻子戴常贞给予救济。1950年五一劳动节时，特邀师母到北京观礼，以后每次回湖南，都要派人去看望师母。还亲笔书写“袁吉六先生之墓”，作为墓碑。戴常贞老人因结石病手术，毛主席还托周士钊带回400元现金，以作医疗之用。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老人晚年非常幸福。到1970年才去世，终年88岁。
                                                                刘  策  成
    又名刘武，新邵县花桥乡田心村人。清光绪九年(1883)三月出生，1975年9月在北京中央文史馆逝世，终年92岁。
    策成先生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老师，他和毛泽东主席交情很深。全国解放后，两人书信来往很多。他到北京文史馆工作以后，也常去拜谒毛主席。他教过书，也做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