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农

一

　　一九三八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先父严怪愚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者告诉父亲，说：“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父亲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愤愤地说：“什么名记者？！我就不信那一套！未来之前，先创气氛，要别人为他准备住处，安排生活；既来之后，又大宴宾客，到处拉扯，简直像个大官僚！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父亲说：“我佩服的到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给《大公报》生色。”他说：“他文字不通！”父亲说：“惭愧！我也文字不通。因为我觉得他的字里行间放着思想的光芒！”他说：“他到过延安，会过毛泽东、周恩来。”父亲说：“这与他的文字有什么关系？难道到过延安，会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文字就不通吗？”

二

　　他称父亲作“老乡”，父亲说：“我不是四川人。”他说：“我却是湖南邵阳人。”父亲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父亲，他祖父是由邵阳范家山迁居四川内江的。但他还没有到过邵阳。他说，路过湖南时，一定要到邵阳范家山为祖先扫扫墓，并得我伴他。

　　谈到邵阳，他精神百倍，并且非常自豪。他说：“中国有三个大县，即邵阳、合肥、番禺。三县中，又以邵阳为最大，人口列全国第一。曾国藩说过：‘修到湖广便是仙，而湖广以衡宝（宝庆即今天的邵阳）为最。’这话是不错的。……湖南古丈县的田赋银子只九两八分七，邵阳的田赋却有二百七十几万两。这是个多么重要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祖先曾经耕耘过的地方！”

　　说起来，如数家珍。

　　父亲十分惊异，说：“你怎么记得这么些事？”

　　他笑了，说：“新闻记者嘛！——新闻记者没有丰富的常识，怎么能将世界上的新事旧事告诉读者呢！”接着就严肃起来：“没有常识，便等于没有感觉！……说起来，我实在还够不上一个记者。我是北大学历史的，而且自认对中国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可是一到‘那边’（指延安——怪愚按），不管哪一方面，我都成为一个白痴了。那些人，哎？那些人，多么丰富，多么伟大呵！他们熟悉过去，掌握现在，并且能精确地预测将来！中国的每一个旮旯，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了如指掌。……有机会，我劝你过去看看，学习学习……”

　　为生计所累，父亲一直没有到‘那边’去‘看看’。一九三八年，长沙“文夕大火”，《力报》迁邵阳。一九三九年秋，他到邵阳，要父亲伴他范家山为他的祖先扫过墓了。

三

　　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初，汪精卫叛国投敌已处于半公开状态，但重庆各报仍不敢披露。长江找到父亲，并递给父亲一份资料，说：“国民党禁锁严密，《新华日报》为照顾关系，也不好刊登。我们商量，只有找到你，再试试你的勇气，让《力报》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天高皇帝远嘛！你有勇气吗？”

　　父亲把材料看了，立刻就拍急电回报社，并航寄《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通讯一篇，《力报》第二天就一字不漏地在头条地位刊了出来，早《中央社》和全国各报半个月，第一家发表这震动国际的新闻。薛岳和政工人员胡越跳起来，说：“严怪愚造谣，非抓回来枪毙不可！”

　　事情实在隐瞒不住了，待《中央社》把消息含糊发表以后，长江说：“他们在写‘旧闻’了！不过能把旧闻公布，也算是向前跨进了一步。 ……新闻就是要‘新’嘛。对什么事都躲躲闪闪，胆小怕事，让旧思想、旧意识缠住了脚，能够作新闻记者吗？只有新人才能作‘新事’。而作‘新事’总是要几分胆识，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

　　父亲说：“我的胆略是你给我的。”

　　他说：“快别这么扯。多上几次战场，就不会怕炮火了。”

四

　　一九四六年秋，父亲到南京，范长江在中央和谈代表团工作。父亲到梅园新村看他，谈到内战问题，父亲很担忧。他说：“忧，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斗争，与群众一起斗争，我们希望和平，一万个需要和平。中国人民苦了八年，也可以说苦了近了百年，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不过这是我们一方面愿望，万一这个‘委员长’不顾人民死活，硬要消灭我们，我们也只好拿起武器来奉陪了！说句老实话，要是这个委员长硬要点起内战火焰，不需三年，我们便要把他赶到美国去组织流亡政府！”

　　父亲说：“你在算命了。”

　　他说：“唯物论者并不回避预测。从民心，从士气，从国际形势，从历史发展，总而言之，从各方面的条件来推断，我们敢说这句话。”

　　周恩来团长住在他附近的房间里，父亲要求“去看看周公”。父亲说：“周公忙，我只见一面便满足了，绝不耽误他。”他陪父亲去启门，周正握着笔在写什么。闲暄了几句，父亲便问“和谈”的前途，周叹了一声气，但笑着说：“这个委员长呀，真不好对付！有了美国的顽固派撑腰，他居然以胜利者自居了。滑得很，也僵得很。说了话不算数，作了坏事不认帐。”父亲问：“内战可不可能避免？”他无意中摸了一下胸膛，他说：“这很难说。我们是一天也不希望打。要是想打，我们也不会到南京来和谈了。万一这个委员长硬是想用武力巩固他的独裁，要打，我们也只好奉陪，请人民再忍痛三年了。”与长江的话如出一辙，只是语气不同一点而已。

　　一九四六年冬，父亲到上海。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上海和谈代表团撒退与南京代表团同回延安，只父亲一个人到上海北站送行。车快开动了，徐迈进同志跳下车来，抱住父亲，父亲含着泪。迈进同志说：“别难过！三年之后，我们在长沙见！”

　　还不到三年，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便解放了。当时父亲在邵阳游击队里，不曾参加“迎解”。但父亲知道长江、迈进都没有到长沙。

　　父亲多么渴望看看长江，迈进胜利后的面孔呵！一九五二年冬，接长江口信，要父亲和母亲到北京《光明日报》工作，父亲因刚刚经过“思想改造”，检查了自己组织观点，不便马上离开原单位，竟没有去。于是他们一直没有见面。没想到这个“组织观点”竟使父亲在思想上、精神上戴了廿多年镣铐。同时听说长江、迈进在“史无前例”以前也带上了镣铐。

　　一九七七年，在上海一家杂志上读到冯英子一篇《悼长江》的文章，父亲才知道长江于一九七一年便离开他亲爱的党、亲爱的国家、亲爱的人民、亲爱的战友，被“四人帮”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