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湖南·严 农

　　贺果，字佩钦，号培真。1896年11年生于湖南省邵阳东乡罗浮岭马王塘（今邵东县九龙岭镇新安塘村），系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之胞兄。

　　1911年，贺果从邵阳东湖小学毕业。1912年，到省会长沙的邵阳驻省中学就读，后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同年底返乡自学。1913年1月考入收费较少的湖南省第四师范，与毛泽东同班，其后第四师范并入湖南一师，又与毛泽东同班。1918年从一师毕业后，遂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遵照党组织指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回国，中共湖南省委先后将他派往安源煤矿、长沙共青团市委、邵阳老家、长岳游击司令部筹备处等单位从事革命工作。此后，他先后担任南昌北伐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指导员、第四军教导团团部文书、海丰工农红军第三师党代表办公室秘书、中共海丰县委巡视员及党报编辑、烟台刘珍年军政治部秘书等。解放后，历任贵州瓮安中学校长、县政府教育科科长、贵阳市教育局局长、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贵州第二、三届人大代表，1990年8月2日在贵州逝世，享年94岁。

　　1913年春，贺果从邵阳步行到长沙报考了收费较少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发榜时，贺果挤在人群之中寻找着自己的名字。这时，一位较为熟识贺果的湘乡籍同学站在他身旁指着榜上说：“你的名字不在这儿吗！”顺着同学的指引贺果果然在榜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位同学此时又指着榜上紧挨着他名字的另一个名字对贺果说：“你隔壁的这个毛泽东和我在湘乡驻省中学同学，这个人可不简单呀！是个农家之弟，刻苦好学，博古通今，是位实实在在的人才！你们两位的名字既然排在一起，我就介绍你们作为朋友吧！”

　　“好呀！”贺果说，“我也是农家子弟，正想找个农家子弟做朋友呢！”

　　开学报到了，这位湘乡籍同学帮他找到了这位榜上的“邻居”。“啊！润之，”这位湘乡籍同学对一位身材魁伟，穿着一身土布衣服背着一个蓝袍袱的同学喊道：“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接着，他又指着贺果说道：“他和你是榜上的‘邻居’呢！”

　　这位身材魁伟的同学笑着走上前来，紧握着贺果的双手说：“我叫毛泽东，湘潭人，湘乡驻省中学毕业。”贺果也自我介绍道：“我叫贺果，邵阳人，邵阳驻省中学毕业！”毛泽东笑了：“好呀！我们两个的名字在榜上是‘邻居’，湘乡和邵阳也是‘邻居’，我们可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已’呀！哈！哈！哈！”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和贺果并肩向宿舍走去，一看宿舍门上贴的名单，他们正好住在同一宿舍。贺果更高兴了，他将自己的铺盖往床一扔，又连忙将毛泽东的铺盖放在自己相邻的一个铺上。贺果坐在毛泽东的床上，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家世，最后，贺果问道：“毛泽东同学，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啊！”毛泽东答道：“1893年。”贺果说：“我是1896年生的，那我应当叫你做润之哥啦！”毛泽东挥了挥手，笑着说：“在一个班学习，就叫我润之同学吧！”

　　正说着，一位中年人走进了宿舍，笑着对毛泽东和贺果说道：“毛泽东同学，贺果同学，你们俩谈得好热闹呀！”贺果吃惊不已，问道：“请问这位先生，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呀！”中年人笑道答道：“你们报考四师不交了照片么？”一位比毛泽东、贺果先报到的同学指着中年人介绍道：“这位是我们四师的校长，也是我们新生的任课老师陈润霖先生！”毛泽东和贺果立刻站起身来，向陈润霖先生深深一鞠躬。

　　毛泽东说：“陈先生，我们在社会上就听说您啦！说您是一位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学者，今天能见到您，我们真高兴！”

　　“往后，”陈润霖拍了拍毛泽东的肩儿，“我们就在一块学习啦！你们两位入学的语文试卷我都看了，毛泽东同学，你写得一手好文章啊！”

　　毛泽东谦和地一笑：说：“什么好文章啊！那都是一些初出茅庐的涂鸦。”

　　贺果说：“陈先生，我的语文成绩不好，以后您得多多帮助我啊！”

　　陈润霖指着毛泽东对贺果说：“往后，你多多向毛泽东同学学习，我想，你的语文成绩一定会好起来的。”从此，在图书馆里，在阅览室里，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和贺果在一起刻苦学习的身影。

　　毛泽东和贺果都十分爱好体育。对毛泽东在同学中倡导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贺果是最积极的响应者。湖南四师和湖南一师边合并后，毛泽东和贺果又同时编入第八班，在新的学校里，他们又同窗研读，朝夕相处。一师有个大操坪，后面有一座山，山丘下，就是奔腾的湘江，而湘江对岸就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和贺果一起锻炼的身影。毛泽东坚持锻炼的项目，有冷水浴、风浴、日光浴、游泳、露宿、登山、体操、拳术、长途步行，凡是能够“野蛮其体魄”的运动，他无一不爱好和积极组织与广泛参与，同时，还特别善于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进行顽强的锻炼，更将各种锻炼和磨练自己的意志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贺果却只偏爱打篮球、踢足球和跳高，后来还成了学校“选手队”的优秀队员和“运动健将”，并参加了长沙的学生运动会。但他对学习不肯研究，学习成绩较差，一下课就跑到操场打篮球、踢足球，大家称他为“超级球迷”。

　　看在眼里的毛泽东在一天课后约贺果去打球，打完球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贺果说：“培真，你喜欢体育，我也喜欢体育。你有锻炼身体的兴趣，这是可贵的，但不能抛弃学业。搞锻炼也不要只偏爱一两项，像小孩偏食一样，会畸形发展。”顿了顿，毛泽东接着说：“你应该懂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只有学习好，身体好，将来才能负担能改造社会的大任。”

　　贺果听后深受感动，对毛泽东说：“润之，我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也总想克服，但一看见圆圆的球，就把一切都忘了。今后，请你我多帮助和监督我，使我能早一点改正这些毛病。”

“好，”毛泽东爽快地答应道：“可到时候你别说我管得太厉害啊！”

　　贺果十分郑重地说：“越厉害越好！”

　　毛泽东不仅讲，而且用实际行动来纠正贺果在体育上的偏爱。一次，寒冬腊月，长沙全城被白雪覆盖，为了纠正贺果在体育上的偏爱，毛泽东提出和他一道去踏雪。贺果同意了，于是他们二人各拿一根木棍，高高兴兴地走出校门，爬上了冰雪覆盖的金盘岭。金盘岭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他们在高低不平的金盘岭踏雪两个多小时，直到全身出汗，鞋袜湿透。毛泽东笑着问道：“感觉怎么样？”贺果擦着汗答道：“痛快！痛快！”毛泽东趁热打铁：“所以我说，贺果呀！什么运动都有什么运动的乐趣！”贺果连连点着头，此时他才领悟到毛泽东邀他踏雪的真正用意。就这样，在毛泽东认真负责的帮助和监督下，贺果更好地改正了体育上只偏爱球类的缺点，并在体育运动中成了一名全能型的出色选手。

　　1917年6月，贺果三年级时，第三次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举行，湖南经过精心挑选，选了7名代表前去参加。这7名代表，一师就占了4名，贺果就在这4名选手中，且名列前茅。一师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欢送会，毛泽东在欢送会上热忱地预祝他们在这次远东运动会上为国争光。开完欢送会，他们满怀豪情地乘船从长沙取道上海赴日参加比赛。轮船临开前，毛泽东手里拿着一部书，气喘吁吁地向轮船跑来。他登上轮船将这部书交到贺果手中，说：“这是我刚从书店买来的一部《红楼梦》，你把它带到船上，一方面学习古典文学的知识，一方面也好让大家消磨时间。”由于贺果他们是头一次进行这么长途的航行，所以没想到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进行学习，更没有想到在旅途中会闲得发慌。而毛泽东却体贴入微地替他们想到了。大家望着毛泽东远去的背影，心中升起了由衷的敬意。

　　一师有一个优良传统：每年在学生中举行一次“人物互选”，由全校学生自行投票，选取出学生中最优秀的人物。由于毛泽东学习成绩突出，对同学特别关心，组织能力很强，因而受到贺果及全校同学忠心的爱戴。1917年，在全校575名学生的“人物互选”中，入选人物34名。其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名列第一，贺果也入选为优秀人物之一。

　　此时，正值军阀混战，而军阀部队随时都有骚扰和占据一师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贺果商量后，一起向校长孔昭绶建议，建立“护校自卫队”，以保护学校财产和学生生命安全。孔昭绶开始有些犹豫，说：“我们学校没有枪，怎么能成立起学校自卫队？”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们可以和警察联合起来建立“护校自卫队”。贺果说：“我们用木头做一些假枪，和警察混在一起，军阀部队也就真假难分了。”孔昭绶斟酌再三，终于同意了，接着问道：“这‘护校自卫队’怎么组织呢？”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建议道：“我的意见是将整个学校编成一个团，由校长任团长，教师任营长，学生任连长。”孔昭绶听了以后说：“这个办法好。现在，刚好学生‘互选人物’中的优秀人物都选出来了，我看，就由学生中这些优秀人物担任‘护校自卫队’的连排干部。今晚，我和学校其他领导研究一下，明天就公布‘护校自卫队’干部名单。”

　　第二天，孔昭绶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大会，宣布成立‘护校自卫队’，同时宣布‘护校自卫队’干部名单：命令毛泽东担任一营一连连长，贺果担任一营二连连长……

　　会后，毛泽东找来贺果商量具体分工事宜，然后报团部批准：由毛泽东负责前方侦察工作，贺果负责后勤工作。团部批准他们的方案后，毛泽东马上连夜化装，只身到湘江前沿军队盘据的地方进行侦察，贺果则在学校带领师生赶制木枪，并准备煤油桶和鞭炮。毛泽东冒险侦察回来后向团长孔昭绶报告：“湘江沿岸是军阀部队的一些散兵游勇，战斗力并不很强，但正在向一师方向蹿犯，我们应当立即做好一切准备！”于是，孔昭绶作为‘护校自卫队’团长，便命令毛泽东去和警察联系，贺果在校做好一切迎战准备。当毛泽东带着警察刚刚到校，校外便响了军阀部队的枪声。毛泽东对贺果说道：“赶快放炮！”贺果立即点燃鞭炮，放在煤油桶里。鞭炮声像机关枪响声一样“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机枪声”愈响愈烈。毛泽东带着学生和警察部队高喊着：“冲啊！”“缴枪不杀！”军阀部队不知就里，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毛泽东带着“护校自卫队”追上去，拾到了不少军阀部队丢下的枪枝弹药。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毛泽东和贺果等果敢地率领全校师生，保住了自己的学校。

在敌人溃退保住了学校后，毛泽东对贺果说：“对服敌人就是两条：第一条，不怕；第二条，敢斗！”

　　中秋节到了，毛泽东邀请了十几位好友到湘江的水陆洲泛舟。是夜，美丽的水陆洲上皓月当空，清光万里，大家坐在船上谈古论今，并照毛泽东的提议争先恐后地背诵起每句中都有一个‘月’字的唐宋诗篇。在水陆洲南头，毛泽东、贺果和大家一起离舟登岸，在一片洁白的沙滩上，每人枕着一块石头，以大地作床，月天作帐，卧听湘江涛声，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1920年9月26日，贺果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仍然忘不了这美好的中秋之夜，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是旧历中秋，去年今日已到上海，前年今日却在保定，再前年今日却在长沙，是晚还作环水陆洲舟游，同船10余人，尽乐而归……”

　　1918年秋，贺果在湖南一师毕业，由于此时家境极度困难，只得回到老家。一天，他突然接到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毛泽东告诉贺果，他正与蔡和森等一起组织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并建议他也到法国去。贺果喜出望外，将此消息告诉了父亲。望子成龙的父亲听后，便四处去为儿子筹集路费和学费。然而东凑西借，也只借到十几元钱。但贺果仍然带着十几元钱赶赴长沙，又向一位邵阳老乡借了60元，和此时已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李维汉、张昆弟、李林等20几名同学坐三等火车到了北京。经毛泽东多方努力，贺果等被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赴法预备班补习法文。

　　其后，身在北京的毛泽东还特地和蔡和森专程从北京到保定看望贺果。保定的严冬比湖南寒冷得多，虽然贺果只穿着一件薄薄夹衣，面带菜黄色，他却表示没有什么困难。但毛泽东已从的旁的同学处打听到了贺果有时连伙食都接济不上，只得到街上买一个烧饼度日的情况。在贺果宿舍，毛泽东看见贺果与李维汉、张昆弟同住的一间卧室里，因为没钱，连火炉都没升。李维汉说：冷起来了，他们三人便一起用棉被取暖。毛泽东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好好学习，并和他们一起摄影留念。回北京后，毛泽东立即向华法教育会申请，每月给困境中的贺果补助三元伙食费。毛泽东还经常给贺果写信，鼓励他在困境中一定要看到光明，看到前景，并说困境是一块最好的磨刀石，它可以将困境中的人磨成一把锋利的宝剑。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贺果的学习更加勤奋。他常常一个人在严寒中学习到深夜，成为班上法语进步最快，学得最好的一个。他给毛泽东回信说：“润之哥的鼓励，是我学习中最大的精神支柱。我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学好本领，为改造和建设我们贫困和苦难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1919年10月31日，贺果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毛泽东的全力帮助下，从上海登上了去法国的安德烈朋号轮船，同船的有向警予、蔡和森、蔡畅和他们年近五十的母亲葛健豪。船至马赛，大家上岸后一起乘火车来到巴黎西部华侨协会。他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帐篷里，在巴黎渡过了艰苦的三个月。

　　“五四”运动后，贺果和毛泽东在一起，便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而，一到巴黎，贺果便很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他和李维汉，张昆弟，李林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工学世界社”，用文稿向外报道工学世界社的建社的目和革命宗旨。

　　为了积累学费，贺果曾到多家工厂做工，还和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到哈佛尔史来德工厂工作，后来他又到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这所公学的政治空气很浓，因为蔡和森集中了一批由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革命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并时常谈论国内革命的情况。毛泽东也常写信给蔡和森和贺果，介绍国内的革命情况。贺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积极参加蒙达尼改造中国与世界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讨论。当时，蒙达尼成了中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政治运动发原地和活动中心。贺果在这里积极参加、发动向中国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活动，反对中国政府的卖国罪行。他在巴黎几个火车站接待各地来巴黎的同学，并亲自护送这些同学到公使馆与阴险的中国驻法公使陈篆进行激烈的斗争。贺果将赴法学生在法国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极其高兴地说：“我们总要有主义地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当贺果、蔡和森等在法国积极开展革命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也在湖南积极开展革命运动。他创办了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使驱张（敬尧）反赵（恒扬）运动像滔滔洪水，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应贺果、罗学瓒的要求，把刊登这些消息的湖南《大公报》、《湘江评论》等报刊寄给在法国的同学，使贺果他们能够经常了解祖国的形势，从中找出自己的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毛泽东还利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刊登赴法同学写的通讯稿件。《湘江评论》被反动政府勒令停刊后，他又积极向北京《晨报》、上海《时报》、湖南《大公报》和《通俗时报》推荐发表留法同学的文章。

　　1920年10月29日，贺果在法国哈佛柳做工时，写了一篇2200字的文章——《我做工的感想》，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他将这篇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深受感动，积极向北京《晨报》推荐，并亲自在这篇文章前题加了400多字的按语。该报收到后立即于1920年12月24日以毛泽东的按语作为“编者按”全文发表。1921年1月17日，湖南《大公报》也全文转发了贺果的文章和毛泽东的按语。随后，毛泽东又把国内发表的这篇文章和毛泽东诚挚深刻的按语寄到了法国，贺果看后非常感动。而此文和毛泽东按语的发表，对湖南的革命知识分子“钻进工场里去”起了很大激励的作用。

　　下面，便是毛泽东给贺果《我做工的感想》一文所加的按语全文：

　　“培真君这篇‘做工的感想’，请读者注意，他这是做工的感想。这是怎么说，只是‘事非经过不知……’乃‘作者既是过来人，故能道之如此的意思罢了。诸君，年来国内有文化运动、劳动运动的话，不是闹得很热闹吗？冷眼的看来，几个‘读书人’的笔墨运动罢了。他们的诚心不诚心，这未可全称否定，而他之不足引起真正劳动者浓厚的同情，只因为他们是站在机声隆隆，煤烟如墨的工场旁边，和从来不惯住这不能出风头的农村的外说话。——做文章的时候，所住的洋房子离工厂、农村还都远得很——那吗，劳动者的真正痛苦，哪里会知道，不是隔靴搔痒是什么？培真君在工厂半年多之后的这篇文字，内容比那些笔墨运动家所说的没有那样好听好看，可是一锤子一笔，一凿子一字时，我们觉得沉痛一点罢，唉，单只恨那些做了半世工的劳动者，——尤以中国工人为可怜——凿了、锤了不可计数的，而不会写一笔一字说给大家听，诸君，这是什么原因？诸君，如果想知道这一点，请钻进工场里去罢，去呵，去呵，现在是时候了呵！”

　　贺果的全文2200字，毛泽东竟写了400多字的按语给予高度赞扬，可见，贺果的这篇文章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是有着一定影响的。

　　1921年底，贺果与蔡和森等一起参加占据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用武力强迫送回国内。回国后，贺果通过各种关系与毛泽东联系，未果，遂在上海参加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1924年8月在上海由颜昌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底，他受党组织派遣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世界革命史，开展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他还听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和参加了军事训练。

　　1925年8月他离开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9月上旬回到久别的长沙。由于毛泽东此时恰好不在长沙，他便和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时已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接上头。李维权先后派他到安源矿工人俱乐部和长沙共青团开展工作。

　　1926年春节，他回到家乡。此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他从广州出版的《政治周报》上得知，毛泽东已担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他在邵阳开展党的工作，因此他没能到广州去找毛泽东而在邵阳建立了第一个国民党党部，并协助罗卓云组建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筹建了景文中学。在这期间，他大力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形势，介绍了教育界进步教师彭觉如、蒋作非和县工会向暄、欧阳秋曝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贺果再次到长沙，筹备长岳游击司令部，迎接北伐军。北伐军入湘后，湖南省委派贺果到北伐第三军政治部工作，以后又参加广州起义，参加了海陆丰游击战争。此时，毛泽东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的同学中得知贺果已经回国，也在到处打听贺果的下落，但由于战争的频繁，始终没能找到他确切的工作地址。1929年，贺果被党组织安排到华北地区工作。1930年，“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贺果在河北大名因激烈反对李立三的冒险盲动行为而被开除党籍。

　　离开党组织，由于不在党内，贺果寻找毛泽东就更困难了。此后，贺果只得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以获得的稿费维持生活。后来，通过同学、同乡介绍，他先后辗转南京、西安、贵州、上海等地充当小职员谋生。由于他正直无私，敢讲真话，所以为各地昏官所不容。1945年终于连职员也干不了，最终沦为赶乡场的小商贩，流落在贵州瓮安城。

　　全国解放后，贺果担任了贵阳市教育局局长。1952年，他在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时，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紧握着贺果的双手，亲切地上下打量着这位多年未见的老友，见他身体很好，不减当年运动场上的雄威，便诙谐地说：“贺果，你还健在啊！我到处在打听你的消息都没打听到，还以为你早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呢！”贺果笑着回答道：“我也在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不见到你，我是不会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的。”说完，两人相对哈哈大笑。

　　贺果同毛泽东谈话时，述及了他们别后的艰难生活。贺果说：“当我流落到贵州瓮安城时，由于我不愿意跟那些鱼肉人民的权贵共事，竞轮沦落成赶乡场的小商贩。当时，我还为此作了一副对联呢。”

　　“啊”！毛泽东很感兴趣，“念给我听听！”

　　“好”！贺果清了清嗓子，朗声念道：“遍走东西南北路，历尽世途险戏，瓮安权寄迹；略读古今中外书，尝够人间滋味，市廛且营生。”

　　“写得好呀！”毛泽东拍了一下贺果的肩：“我的老朋友，这说明你还和学生时代一样，生性耿直，洁身自好，宁可终老穷乡僻壤，也不愿向国民党卖身求荣，还一心想着我们的党。”

　　“可1930年，我被李立三开除了党籍！”贺果满怀愤懑地对毛泽东说。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安慰他说：“开除了到好，不然你一定完了！”1953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中共贵阳市委终于给贺果恢复了党籍。

　　以后，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却仍然与这位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毛泽东极其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写信要他谈谈关于教育事业的现况，贺果也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贵阳市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亲笔复信道：“贺果兄，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亲笔给贺果复信写道：“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毛泽东对于旧友贺果的思念，跃然纸上。

　　1971年1月，“四人帮”祸殃全国。贺果受到严重冲击，遭遇非人折磨。贺果将自己恶劣的处境以及胞弟、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身陷囹圄的危险境况，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一一如实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接到贺果的信后，叫来张春桥，责问道：“贺绿汀怎么样了？不要整了吧！”最后，在周恩来的具体过问下，张春桥不得不将关在上海监狱的贺绿汀放了出来。当时，贺果正在北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当听说弟弟贺绿汀已经出狱，悲喜交加，于是决定到上海接弟弟贺绿汀一起到北京来拜见毛泽东。谁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贺果和贺绿汀一直未能见毛泽东。

　　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贺果悲痛欲绝，他不顾耄耋之年，多次带病进京瞻仰毛泽东遗容，以寄托自己对毛泽东的无限哀思。1990年8月2日，贺果在贵州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