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抗战的邵阳老人，往往将那段为躲避日军而颠沛流离的岁月形象地称为“逃日本”，但时过境迁，“逃日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已经鲜为人知。近日，一卷来自市档案馆的档案，记录了一群邵阳医生们如何在家国沦陷中艰难求生……

“卅三年（1944年）日本鬼子侵扰邵市，我就逃难在路中被反动队伍将行李抢去，逃至高沙市做难民纸烟糊口”。1958年，中医师尹国璋在自传中写下这段话。虽已时隔十四年，那段记忆仍刻骨铭心。

在邵阳市人民委员会卫生科整理的《市、县联合机构关于中、西医成员履历表》档案中，84位提交自传的医师里，有52人记录了“逃日本”的经历——超过总数的六成。他们曾是邵阳城里受人尊敬的医生，却在1944年日寇犯邵之际，被迫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

逃亡之路：从邵阳到隆回、新化、洪江

1944年秋，日军攻陷邵阳，开始了将近一年的占领（1944.10.3—1945.9.2）。医生们携家带口，匆忙逃离。张桂廷“逃至西路刘田避难至十一月”，周晴春率家眷逃往“西路永洪乡石灰窑及东路平大乡黑木洞一带”，陈鼎卿“避居新化行医”，王福顺“逃在北乡石马江行医小贩药业”。

隆回、新化、安化、洪江、桃花坪、滩头——这些地名在档案中反复出现，成为了当时邵阳人的临时避难所。曾晋吾一家先“迁避到邵北棠溪，后再迁新化平壤”；伍正中原在长沙高射炮营任职，后随部队退至邵阳，最终逃难到湘西沅陵溆浦；禹作霖逃难至靖县一年；曾松藩逃往新化……

有些人逃得稍近，有些则一路西行，直至湘西山区。路途险象环生：尹国璋途中被抢行李，后又遭日军拉去做担夫两天；戴珪成一家“老的老了，小的小了，把用具丢了多半”，辗转于寺门前、新化罗洪邹家祠堂、陶家坳多地。张治廷的经历更为曲折——他早年在湖北行医，汉口沦陷后逃回邵阳，不料邵阳又陷，只能与侄儿一家逃往桃花坪。祝钰的遭遇同样仓皇：本欲逃往新宁投靠内兄，半路却得知“新宁县城先陷”，只好改逃洞口，狼狈不堪。

    陷入困境：医生沦为小贩、苦力、卷烟工

逃难途中，单靠医术再难维系生计。为了糊口，这些曾经备受尊敬的医生不得不另谋生路。

雷履成在隆回司门前“开业行医带卷纸烟以维持生活”；尹国璋在高沙市“做难民纸烟糊口”，后来甚至帮别人理发；戴珪成逃到新化罗洪后，靠“打银首饰诊外科过生活”；杨昌佑逃至兰田，做起了药材行商；刘荣兴“回家做油石灰与行医”；身怀武艺的张良卿，则在滩头乡政府教授国术，既为糊口，也为锻炼乡勇、支持抗战。

“疯狂的日寇才能略达邵市，我逃难到邵阳县九龙岭地田冲开业行医，家中所留下货物被日寇搜抢干净，食［暖］两难，痛苦的一年生活没齿难忘。”陈云龙在自传中写道。即使是后来能够重操旧业的医生，在逃难期间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医生尚且如此，正在求学的年轻人更为艰难。李佩珍跟着湖南私立楚南中学一面读书一面逃难；胡广田因日寇来邵失了学，“帮助家里挑些东西逃难”；魏震球原本邵阳求学兼钻研医书，后随学校迁到桃花坪，因战乱未能卒业；唐紫云因日寇入侵辍学长达两年。

当然，也有医护人员在逃亡途中仍尽力支援抗战。如前文提及教授国术的张良卿，还有年轻的护士胡佩琪——她原供职于邵阳普爱医院，战火蔓延时随医院迁往武冈，但“随着医院走到达安江就散了”。她孤身一人冒险经芷江、贵阳抵达重庆，在大后方继续担任护士，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这个破碎的国家。

    家园毁灭：归来只剩灰烬

1945年8月，日寇投降，逃亡者们陆续返回邵阳。但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家园已成灰烬的惨景。

陈鼎卿回到邵阳时，“店内房屋货物尽被焚毁一空，孑然一身，只得变卖房地与人”；陈太卿本来行医兼药业，光复后“全家回来，家中烧光，以致药业停止”，只能专业行医了；曾晋吾发现“房屋破坏，从新修整，才能居住，所植橘松尽被折坏”；李培基医师从父亲那辈开始开始行医，在曹婆井建有“敦仁堂”，可是抗战中“邵阳院宇，毁于兵火，一切聚积什物，荡然无存”，祖产损失殆尽，幸而医术还在，才得以重操旧业。

比物质损失更加深远的是人生轨迹的彻底改变。胡广田因逃难失学，从此帮助父亲在家生产；女医师宁桂英回忆，“那年日本鬼子把我家里的东西打破一团糟，吃穿的东西都受到很大的损失，逐渐形成家里困难”，姊妹因而失学，直到解放都还没复学；另一位女医师年方14岁就被家里嫁给“逃难之人”，自称“把我送进火坑”……

幸存者的沉默：那些没有回来的人

这份档案所记录的，只是幸存者的故事——那些最终回到邵阳、还能继续行医的人。而更多的人，可能死于逃难途中，或再也无法重操旧业。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医生在逃亡过程中因病、因饥饿、因暴力而失去生命；有多少人像刘永峄那样，被迫加入军队，从此人生偏离原有的轨道；有多少人因为证件遗失（如谢敬伯“避日寇难遗失”中医合格证明书）而失去了行医的资格。

这些幸存者的自传，虽然只是简单记述，却隐约透露出那段经历的创伤性影响。多数人只用“逃难”“避难”二字概括那几年，细节已被时间冲刷，或是不愿再提起。

然而，即使在最深重的沉默与悲伤中，也埋藏着新生的种子。许多幸存者归来后，在废墟之上选择坚守与精进。不少医生如陈云龙一般，感慨于“共产党领导英雄的人民痛击日寇、迫使投降。”因此他“二十四岁时邵市光复，二十五岁一面行医又向聂瑞璋学习内科”，更加奋发钻研医术；康平医生亲历“劫后家境萧条”之困，砥砺拼搏，建国后加入市第一中医院，1986年被评为省级卫生先进工作者。他们不仅重建了自己的生活，更以医术与信念，为邵阳医疗事业的重建注入了可贵的力量。

战争带给一代人的不仅是流离与苦难，更是对和平的深切渴望。这些档案提醒我们正视历史的重量。古语说：“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应当从惨痛教训中保持对侵略与法西斯思潮的清醒警惕，筑牢捍卫和平的集体记忆，并珍视当下安宁的来之不易。

    八十年后：从档案看历史，从历史看和平

八十年过去了，邵阳的街巷早已重建，一座座现代化的医院拔地而起：邵阳市中心医院、邵阳学院附属一医院、二医院、邵阳市中医医院、邵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座城市的医生们曾经需要靠卷纸烟、打银饰、理发来维持生计。

因此，这些档案不仅是个人的自传，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记录下普通人在历史巨变中的命运起伏，展现了战争对人类生活的全面破坏。52位医生的逃亡故事，构成了邵阳抗战记忆的重要拼图，也让那段历史变得更加具体而真实。

今夏《南京照相馆》的热映，让人透过老照片感知日军暴行。而这些档案中的医生故事，则折射出抗战时期普通百姓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它属于成千上万“逃日本”的邵阳人的历史记忆，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史的微观缩影。

八十年过去了，档案已经泛黄，笔迹开始模糊，但记忆不应褪色。回望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是无数普通人用颠沛流离、生离死别换来的，更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走在今日邵阳的街头，某家老药店或许是当年医生归来重整旗鼓之所；某条繁华街道旁，或许曾有一座被焚毁的诊所。这些医生、以及千千万万曾经过“逃日本”的邵阳百姓，他们的故事应当被铭记——唯有铭记，和平才有其重量与意义。

（邵阳市档案馆 贺海鹏）